中国发展生物能源相对滞后，但近期发展迅速。2005年，燃料乙醇产量达到10亿公升。为了促进石油替代，2006年政府颁发了《关于发展生物能源和生物化工财税扶持政策的实施意见》，目的在于更好地支持生物能源和生物化工的发展。同时，还出台一些具体的财税扶持政策。

　　
　　原料保证是生物质能源的关键限制，它影响成本和规模生产的可行性。中国人均耕地只有1.43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主要粮食一直处于紧平衡状态，食用油则一半以上依赖进口，不具备生物质能源规模生产的可行性。近年来，因大量用作燃料乙醇原料，2006年玉米出现供应紧张，价格随之上涨。供需不平衡引起的价格上涨可能会超过技术改良带来的成本下降。同样的道理，同样的结果，以食用油为原料制备燃料油也不会有成本优势。当然，如果能够真正做到生物质能源不与人争粮(油)、不与粮争地，就可以突破生物质能源关键限制的原料保证。但我们知道，无论是发展生物质能源对化石能源的直接替代，还是发展生物化工对化石能源的间接替代，不与人争粮争地是很难做到的。

　　
　　只要价格合适，除了消耗树木秸秆，规模加工燃料乙醇的生产线还可以吸收消耗多种粮食，从而演变成直接拿粮食来转化生物质能源。在农产品总量受耕地面积限制的情况下，这会引发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2006年底以来，中国出现了一场最迅猛的粮食涨价潮。2007年11月，粮食价格上涨了27％，当月消费价格指数上涨1.9％，之后粮价一路上涨。在现行消费价格指数统计中，食品的权重约为33%。仅仅食品价格变动，就足以对消费价格指数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生物质能源的规模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在生物质能源和石油替代的鼓励政策上，政府必须十分慎重和具有选择性。“十一五”期间，中国计划发展600万吨燃料乙醇；到2020年，发展燃料乙醇1500万吨、生物柴油500万吨。这一规模可能还不至于威胁粮食安全。然而，如果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在高位，无需政府鼓励，在市场利益驱动下，一定会有更多农田倒向“种石油”，进而可能导致粮食短缺。事实上，政府很难厘清大豆、玉米等粮食作物最终用于什么样的消费终端，届时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如何防范农民盲目逐利和应付食品上涨。中国农产品谈不上过剩，生物质能源的替代最终一定会提高农产品价格。问题是，城镇居民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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