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一吨埋在国外的石油与一吨埋在国内的石油具有不同的能源安全意义。因此，在制定能源战略与政策时，科学和客观性尤其重要。中国应当充分估计能源稀缺、相应的价格上涨和环境影响问题，有效地保证中国能源不会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做具体的投资规划决策时，也必须尽可能考虑不确定性带来的能源稀缺和环境风险。

能源开采利用的外部性主要体现为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能源在生产、运输和消费各阶段会不同程度地损害环境，产生外部环境费用，这些费用常常不完全进入企业成本。外部环境问题不仅给本国带来影响，还会造成越境污染。主流的常规能源是不可再生的，你用多了，我就少了；这代人用多了，下代人就少了。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的能源环境问题。污染和稀缺有很强的经济外部性，但它们的外部性影响往往被低估，污染制造者受到的惩罚与治理成本通常不成比例，资源耗竭的成本更是常常被忽略。因此，政府“修正外部性”的作用非常重要。与能源有关的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外部性不仅减少当代人的福利，更容易减少后代人的福利。解决能源外部性必须正确理解，外部性源于市场在资源和环境配置上的“失灵”，修正外部性主要是政府如何协助解决“失灵”问题。因此，对于经济转型国家，确立市场为主、政府为辅的能源战略是解决外部性问题的关键。

与能源相关的公平问题至少存在三个方面:国内、国际与代际之间。首先，政府需要决定如何将国有能源资源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保证公众的基本能源消费。保障社会公平是政府的责任。从企业和个人行为出发，无法考虑社会公平分配问题。围绕这一问题主要是能源价格政策和价格补贴。能源公平的代际问题则更为复杂。实践说明，以中国的人口和经济的快速增长，能源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会很大。下一代人是否有足够的能源支撑现代化生活，是否有一个适合生存的自然环境，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当代人手中。他们的能源环境公平取决于当代人的喜好。现在的能源价格和投资决定会影响到资源损耗率和自然环境，从而影响后代人的生活质量。

在国际方面，经济发展的先后已经造成了能源分配和环境污染的不公平。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大量耗能和环境污染，大大缩小发展中国家的耗能和环境空间。发达国家应为能源价格和气候变化承担更多责任，因为发达国家人均耗能更高，大多数温室气体排放来源于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环境经济学的排放权理论认为，环境容量是一种财富。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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