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有的地方资源好、发电多，这个电价就可以低一点；有的地方自然条件不太好，电价就可以高一些。在这样大量计算之后，提出一个电价的指导价格，根据这个指导价格来招标，主要标准应该是质量、服务、稳定性、使用寿命等，而不是价格。像敦煌项目招标出现0.69元的价格，这是完全违背了客观规律的。

　　中国能源报：违背了一个什么样的客观规律呢？

　　石定寰：国家几年没有给光伏发电任何政策，突然来这么一个招标，大家都蜂拥而上，都想做第一个。这里面既有广告效应，也有政治效应，可以说企业是不惜血本。反正负责电站建设的不是开发生产企业，而是大的建筑公司。而建筑公司不怕赔钱，这一个电站赔钱他还可从别的地方补上，但是这样就把这个产业搞垮了，把民营经济搞垮了。

　　因地制宜 多能互补

　　中国能源报：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对农村能源建设问题愈发重视。您在最近一次讲话中也表示，我国将加快农村能源建设。您认为，可再生能源在中国农村能源建设过程中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石定寰：谈到发展可再生能源，农村是有基础的。中国是最早利用沼气的国家，“六五”期间就有几百个沼气池了，但怎么提高水平、怎么更广地运用、怎么把沼气商品化，这都需要研究，要把它的规范和标准制定出来。“六五”期间，我参与制定当时的新能源发展规划，我们总结了四句话：因地制宜、多能互补、综合利用、讲求效益。这四句话是通过实践和借鉴国外经验总结出来的，后来被正式纳入到国务院相关指导意见文件当中，确定其为中国发展新能源和农村能源的一个方针。当时我们对新能源的认识是：远有前景，近有实效。就是说，长远来看，可再生能源是可以替代一部分传统能源的，但是这个东西还不成熟，主要是在偏远地区、没有商品能源供应的广大农村地区利用，把可再生能源作为解决农村能源问题的一个重要措施。

　　中国能源报：那么我国农村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是不是后来相对慢了下来？为什么？

　　石定寰：应该说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后期，计委、经贸委、科委、农业部等部委之间在能源政策方面沟通得很密切，部门协调合作也比较好。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以后，当时农业部撤销了农村能源局，农村能源工作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国家当时整个能源建设也没有把农村作为发展可再生能源的重点，而是向农村输送了大量的商品化能源，电网、商品煤甚至煤气罐都进入了农村。这当然是好事，但是换个角度看，本来可以发挥一定作用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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