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目前北京的16座垃圾填埋场，设计总处理能力为每天1.03万吨，而现在北京的垃圾日产量为1.84万吨，处理能力缺口每天高达8000余吨。

　　聂永丰（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解决北京市生活垃圾的困难，根本原因在于处理能力严重不足，且处理方式单一。目前，北京的垃圾以填埋为主，所有垃圾场在超30%的负荷在运行。如高安屯填埋场设计能力是1200吨，现在每天进4700吨，它能没臭味吗？

　　从对策来说，必须提高焚烧在垃圾处理中所占的比重；发展生物技术和其他技术，作为焚烧和填埋方式的补充；垃圾填埋技术可采用生化反应器技术，加速填埋场的稳定化和减量化进程；垃圾分类收集应以处理技术要求为出发点，使得分类和处理更有效；最终做到减少填埋量，减少原生垃圾填埋，主要填埋惰性垃圾。
保证公众的知情权

　　王琪：根据环境保护部发布相关文件中的“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查的技术要点”规定，焚烧炉和居民区的直线距离不得低于300米。其实，我在日本参观时发现，很多小区都建设了自己的垃圾焚烧厂。这些小型的垃圾场就紧挨着居民楼，非常近。但是这些垃圾厂的焚烧室还是控制中心，都是玻璃房，从外面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见设备运行和操作，还有电子屏幕显示各种焚烧等处理数据，保证公众的随时监督和知情权。

　　其实无论是高安屯还是六里屯垃圾焚烧项目，周边居民担心的不仅是技术问题，更多的是人的问题，如政府和处理企业承诺二噁英排放达到欧盟标准，但最终是否真达到欧盟标准？因此，要取信于民，政府和企业还要做更多工作。

　　重视“小众”利益

　　陈吉宁(清华大学常务副校长)：不同于企业排放的污染，垃圾来源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它的处理涉及公众利益。不过没有个体的利益就没有所谓大众的利益，因此，在保护大众利益的同时，不能忽视垃圾场附近居民这些“小众”的利益。无论垃圾场选择在哪里建，那里的居民都为其他市民身边的美好环境做出了牺牲，承受了损失。这个损失应当受到补偿。

　　徐海云（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在台湾，很多垃圾场不但建设成花园式的，而且还建设了健身房、游泳池等。别的地区居民使用这些健身房、游泳池等，是收费的，如果是垃圾场附近的居民使用，就是免费的；台湾的垃圾袋是要收费的，垃圾场会给周边的居民提供免费的垃圾袋，通过种种优惠、便利的措施，让垃圾场周边的居民感到实惠，让居民感到垃圾处理场与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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