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大发展”俨然就在眼前，社会各界躁动起来。

    地方政府开始“拓荒”。海南省研究打造生物质能源原料基地；贵州各地抢种麻风树；新疆规划种植近万平方公里甜高粱制乙醇。

    国有企业积极“圈地”。中粮集团高调收购丰原生化，控制燃料乙醇市场；中海油、中石油和中石化纷纷启动麻风树柴油产业化示范项目；国能生物质先后建成15家生物质直燃电厂，获得政府核准建设的项目达40项，等等。

    民间资本也不甘落后。2005年5月，从事生物柴油提炼的四川古杉集团在纽约交易所上市（NYSE:GU）；2006年6月，同样从事生物柴油业务的福建卓越通过在BVI的离岸公司ChinaBiodieselInternationalHoldingCo.，Ltd.在英国伦敦证交所二板市场挂牌（AIM:CBI）

    一个又一个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宣布”投资数十亿元甚至上百亿元进军生物质市场。

    一时间，“21世纪生物能源产业迅猛崛起”迅速成为舆论的主旋律。甚至有人拿奥巴马当选总统大做文章，畅想美国政策如何带动中国生物质产业的发展。

    尽管理论上生物质是可行的替代能源，但实际应用并不尽如人意。

    2006-2007年，许多欧美生物柴油厂的利润被原料价格的上升侵蚀殆尽，不得不依靠政府补贴维持，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

    中国的情况更糟，根据《2008年中国生物柴油行业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现有的300万吨生物柴油产能的利用率仅有10％，而在建项目总规模却有至少300万吨。

    对生物质的质疑也开始出现，有人提出了生物燃料的“五宗罪”：与人争粮、能效低、环境污染、经济性差、规模不经济。这些并非空穴来风，生物质能开发在原料、技术、政策和商业环境方面都存在问题，额外的能耗和环境污染、乙醇燃料使空气质量恶化、大面积单一作物对生态的破坏等严重的副作用也暴露出来。客观地看，这是一个幼稚产业，大的突破还要假以时日。

    原料之困

    生物质能与风能、光伏的最大差别，在于其原料更加“稀缺”。尽管生物质资源量巨大，但原料获取和转化过程中需要额外投入，导致原料总成本居高不下。

    能量密度低，原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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